借鉴商业实践中数据可携带项目以及电信法的号码携带权，数据可携带权被纳入GDPR以解决数字经济中的用户锁定问题，以私法赋权进一步平衡数据主体与数据控制者之间的关系，间接地实现促进竞争的效果。

分权原则的目的在于通过行使国家职权的机构相互之间的监督，以使个人免受国家恣意行为的侵害(政治行政权力分立化原则Prinzip der Fragmentierung)。另一种是直接民主，这种民主曾是法国大革命的理论设想，目标是在国家组织上彻底贯彻人民主权原则[cxviii]。

[xvi] L.-J.Constantinesco,über den Stil der „Stiltheoriein der Rechtsvergleichung,ZVglRWiss 78 (1979),154/159ff. [xvii] B.-O.Bryde,Rechtssysteme,in:D.Nohlen (Hrsg.),Lexikon der Politik,Bd.4,Die östlichen und südlichen Länder,hrsg.von D.Nohlen/P.Waldmann/K.Ziemer,1997,S.451. [xviii] L.-J.Constantinesco (同上注[1]),S.241 ff. [xix] 具体的论述参见,L.-J.Constantinesco (同上注[1]),S.269 ff.目的论在不同法律秩序中的作用,参见L.-J.Constantinesco,Ideologie als determinierendes Element zur Bildung der Rechtskreise,ZfRV 19 (1978),161 ff. [xx] B.-O.Bryde (同上注[19]),S.453.根据布赖德(Bryde)的观点,基于这种类型学,在第三世界中可以划分许多可被明确界定的体系类型——除古巴外的拉美体系,法语区的亚撒哈拉地区(frankophones Schwarzafrika)等。对本文的讨论来说重要的是，在各个不同的法律秩序中，公法从私法中解放出来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法国，法律合宪性的司法审查只能以间接迂回的方式实现。这种理念体现在不同的建构原则中(Strukturprinzipien),这些原则既涉及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的各类特定机构的任务、组织和权限，也涉及个人与国家公共机构之间的关系。然而，只有随着行政和司法职能的广泛分离，行政活动本身才能成为法制化追求的对象。

[cxl]在民主背景下，1946年10月27日第四共和国宪法中首次体现出了由政治机构对立法行为进行宪法审查的理念。尽管如此，在实践中事实上授予法院的自主权范围则存在明显的差异。尽管在对经验的关注程度上，成文法远不如判例法更贴近于经验，但所有成文法，既不是神启的，也不是任何超验或先验理性所做的预先安排。

行政违法只能承担行政处罚的后果，而不能承担刑事处罚之后果……只有这样，法律的普遍有效、一般调整等特征才能彰显。古人云：……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或许人们对其宗旨会有多视角的观点，但在笔者看来，法律拟制的宗旨在于通过分析归类、删繁就简的类型化，给人们提供稳定预期，即法律拟制的基本功能，就是拟制预期。作为相邻关系，两者的明显相同之处在于都在概念形式上存在预，以及由预所代表的事先准备功夫，但两者的不同，也恰恰体现在两个概念各自特有的形式符号——文字上。

人的活跃性、交往关系的多元性、利益需要和取向的多样性，导致人及其社会关系的极端复杂性。否则，过分执着于类事或类案之间的区别而类事异处、类案异判，就必然退回到个别调整的不可预期时代了，类型化调整的技术特征也会因此而失灵。

（二）法律预期性的相邻概念 法律预期性这一概念，和法律预测性、法律期待可能性、法律确定性（以及安定性）等概念之间，具有明显的近似性或相关性。这意味着，后者是所有法律应当具备的基本品性，也是法理上对法律的基本要求。那么，替代的办法是什么？其基本方法就是经由对社会关系的类型化处理，实现对同类社会关系的类案类判。唯其对时效范围内的所有相同或相类的社会关系予以统一定性，使规范内容与相关社会关系的规定性之间产生内在的勾连，才能赋予人们在从事或缔结相关社会关系时，对其行为后果的准确预期。

但毫无疑问，它们之间又非等同的、可以相互替代的概念。一个时代人们所感受到的需求、主流道德和政治理论、对公共政策的直觉——无论是公开宣布的还是下意识的，甚至是法官与其同胞们共有的偏见，在决定赖以治理人们的规则方面的作用都比三段论推理大得多。在最近的十数年里，随着我国学者对相关理论的系统引进、消化和阐释，也成为目下我国刑法犯罪论的重要学说之一。我国台湾学者对此有精辟的阐述： 所谓期待可能性者，乃对于某一定之行为，欲认定其刑事责任，必须对于该行为人能期待其不为该行为，而为其他适法行为之情形也。

（一）类型化的规范——拟制预期的内容 所谓类型化，就是指通过分类，把个性的事物，以其相似性程度（共性程度）为标准，归类（包含）或别异（排斥）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和工作技巧。没有预期，则面对当下情形，不得不在心理上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中。

当然，这种再申，并不是重温法律预期性的一般含义，而是在外延或分类视角进一步扩展法律预期性。运行中的法律经验预期究竟与规范中的法律经验预期是否吻合，不但意味着法律调整的秩序状态如何，而且直接影响普罗大众的法律感。

另一方面，类型化的结果，必须表达或展现同一类型中该类型项下所有个体的共性，否则，类型就不具有对其项下的所有个体之普遍适用性。这也是笔者在下文中拟继续讨论的话题。这种肯定，又包括两方面，即其一，根据法律预判，某一行为将对行为人带来预期的利益。大量事实表明，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间交往，仍然奉行的是国家利益本位，而不是人类整体利益本位。它意味着在法律调整过程中，无论是放任性调整、导向性调整、奖励性调整还是强制（制裁）性调整，都根据类事类办、类案类判的类型化方案予以处理。类型化的法律调整，来自于类型化的法律规范。

但预测的测则不具有这种确定性。因此，它不需要精致的推论或论证——哪怕遇到疑难、棘手的问题情境。

由法律普遍性空间效力指向的这种预期性，是法律空间预期性。如果说法律普遍性的时、空效力必然要求法律预期性的话，那么，法律普遍性对人的效力之预期性的要求，就更为迫切。

这表明，以法律制定的当下作为时间原（起）点，法律的普遍性只指向其时间效力所及的当下和未来，而不指向过去。麦考密克在谈及相关问题时指出： 就出台法案、作出行动、提出主张和予以反驳这些活动而言，公众都需要就他们的所作所为提出法律上的理由。

再一方面，型塑日常生活交往世界。法律在其时间效力范围内的普遍性及其所致的时间预期性，在其细节上是法律给人们提供了时间预期之条件。所谓类型化责任的拟制预期结果，既是对人们行为在过程中的法律权利义务状态之预期，也是对人们行为在结果上的法律权利义务分配、责任归结之预期。如前所述，法律预测（性）和法律预期（性）之间，具有明显关联，乃至于刻意区分之，并作为相邻概念处理，似乎有些多此一举。

可见，期待可能性理论虽有预期性的意蕴，但其理论和实务的适用范围，明显窄于法律预期性。时间条件是法律时间预期性的细化和深化——因为这些条件，法律才获得、产生并践行预期性。

一方面，法律确定性为法律预期性奠基。至于法律确定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律安定性，虽与法律预期性之间具有紧密的勾连，但它并不代表法律预期性。

对具体运用法律的主体而言，则是通过预期，预知并安排其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行为，并最终完成和收获相关预期。法律预期性内涵的第一点，涉及立法及法律体系的建立。

（一）普遍调整时间指向的时间预期性 法律普遍性的时间指向，即法律的时间效力，它一般是单向度的。三、法律预期的拟制设置 法律普遍性，决定了法律对其时间效力、空间效力和对人效力所及范围内人们交往行为的必然预期性要求。尽管卢埃林的话并非专指人们对法律的经验预期，但其某些判断，完全可以适用于普罗大众日常生活交往中遇到法律的问题情境时，其思维的基本特征。因此，如果说司法活动是在作为前提的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目光流盼的话，那么，立法活动则是在社会事实（关系）和规范决断之间的左右考量、权衡斟酌。

在一定意义上，法律肯定预期，并不能典型地反映法律强制性，因为它表现的是法律在人们行为合法状态下的日常规范问题，并不能导致人们强烈的法律感。对于法官而言尤其如此，他们只能通过说明理由的推理活动来做出符合法律规定的判决。

这就是所谓立法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这是现代法律处理人及其交往关系的基本方式。

（二）类型化的调整——拟制预期的技术 法律规范的产生，不仅是为展示人类的规范拟制能力，而是在展示这种拟制能力的同时，透过规范形成类型化的调整机制，并进而给拟制预期以动力和技术。这就是现代法律所公认的不溯及既往原则——不对法律生效前的既往社会关系做反向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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